BG大游2023年，习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就加快建设教育强国进行系统阐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成为时代强音。习指出，要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BG大游。

　　在统筹做好这两篇大文章的过程中，应该如何通过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什么样的教育对外开放才是符合现阶段国家发展需求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王定华，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外国语大学校长董洪川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薛二勇教授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就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当前，以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崭新时代已经来临，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更加凸显。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无论从教育自身发展考虑，还是从服务国家战略考虑，教育都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

　　薛二勇认为，教育强国的“强”意味着三方面的强，即自身质量强、支撑能力强、社会认同强。教育强国意味着中国建成高质量教育体系，教育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形成有效支撑，不仅本国民众对教育满意度高，国际社会对中国教育也高度认同。教育对外开放对教育强国建设这几方面都能构成强力支撑。教育对外开放能吸收世界先进教育理念、教育资源等，可以进一步提高中国教育质量；能借鉴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教育对发展支撑的成熟模式等，强化教育的支撑能力；能通过合作办学等模式提供多样性的教育供给，满足人民需求；通过“走出去”，推动中国教育走向世界，提高中国教育的国际认同度。

　　董洪川表示，教育对外开放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路径，通过加强与国外教育的全方位交流合作BG大游，吸收世界先进办学理念、优秀教育资源，能够促进我们反观自身、加倍努力，从而为推动高质量强国建设奠定更坚实的基础。王定华同样认为，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应认真研究国际教育新态势，关注全球性的教育问题，加强对国际性、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知己知彼，实现超越。

　　毫无疑问，教育对外开放是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课题。三位专家一致认为，在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应该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四川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川外”）作为重庆市国际化特色高校立项建设单位和西南地区唯一一所外国语本科院校，始终贯彻国际化人才培养理念，着眼于“一带一路”非通用语言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国际传播人才3类国家紧缺人才培养，近10年培养非英语语种外语人才近万人。董洪川结合川外经验，表示教育对外开放在人才培养的3个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引进外籍教师等优质教育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二是开展合作办学，进一步推动中外教育互学互鉴；三是推动学生“走出去”，特别是对于非通用语种人才，帮助其深入体验他国文化，更好促进语言学习。

　　关于国际化人才培养，王定华提出要进一步明确国际化人才的核心素养。他认为，应参考联合国系统对其职员的要求，根据中国国情，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尽快厘清国际化人才核心素养。具体来说，国际化人才的核心素养包括深厚的家国情怀、宽阔的全球视野、过硬的专业本领、高超的外语水平、胜任的治理能力、先进的信息技术、勇敢的创新精神和坚强的身心品质，高校要更加自觉突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责任担当，提升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国际竞争力，为服务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教育强国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作用除体现在培养大批高素质、国际化、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上，也体现在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强力支撑上。如何通过教育交流与合作促进科技自立自强，怎样处理好科技自立自强与科技开放合作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

　　对此，薛二勇表示，科技自立自强与科技开放合作之间是一个相互协同的过程，不冲突，也不矛盾。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原始创新，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对科技创新产生牵引作用，带动整个社会的革新。同时要紧跟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尽快把前沿的科学技术知识沉淀到教育体系中，并面向全社会做好科学普及，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和科技水平。此外，还要保持开放学习的心态，通过国际交流促进知识更新，推动科技创新实现重大突破，找准国际科技壁垒的突破口，进一步扩大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

　　薛二勇同时提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等教育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高校要多措并举，提供更多平台与机会，积极促进教师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要增强优势学科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及实验室的交流与合作。同时，高校要积极开展跨学科领域的协同创新与开放合作，尽快抢占制高点。此外，高校还需要关注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等青年科研人员的国际交流合作，为他们创造机会、搭建平台，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创新创造潜能，汇聚科技创新合力。

　　教育强国必须具有世界性的教育吸引力，吸引更多优秀的年轻人来中国学习。来华留学对增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提高中国的全球影响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大力推动“留学中国”品牌建设，在来华留学制度建设、质量保障实施、入学标准明确、培养管理规范、来华留学生毕业就业创业支持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发挥了良好作用BG大游。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2021学年，中国在册国际学生来自195个国家和地区，学历生占比达76%，比2012年提高35个百分点，中国目前已成为亚洲最大、世界第三的留学目的地国。

　　来华留学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在教育强国建设视域下，如何进一步推动“留学中国”品牌建设成为专家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议题。王定华表示，高校要克服疫情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积极对外开展招生宣传，热忱欢迎BG大游、吸纳各国优秀青年来华学习，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同时要探索将来华留学生纳入整个学生群体的实践路径，逐步实现来华留学生在学习、生活、治理等方面与中国学生趋同化。

　　董洪川认为，要进一步让来华留学提质增效，首先要提高入学门槛，进一步规范对外招生的条件和程序，要让外国学生对来华留学充满敬意和期待；其次要更好地结合各高校学科专业布局，支持不同高校依托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开设优质特色的来华留学课程，避免低水平同质化；再次要充分发掘中国国情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着力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朋友圈；此外，还要切实做好来华留学生校友工作，利用校友资源，让“留学中国”品牌口口相传。

　　薛二勇详细分析了加强“留学中国”品牌建设的发力点：一是推动高校结合自身优势特色开展来华留学招生工作，同时进一步研究优化国际课程的学科结构、专业结构、教学模式等，使来华留学生切实学有所获，同时增强对中国教育的认可；二是要系统梳理来华留学生入学标准、入学过程管理、结果评判标准等相关政策，结合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要求，对其进行进一步优化、明确；三是在生活出行、教育交流等方面，对接国际标准，为来华留学生在合理范围内创造良好留学条件。

　　建设教育强国BG大游，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是应有之义。特别是在世界形势趋于复杂的时代，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能搭建各国相互沟通的重要桥梁，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与互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现着我国的责任意识和大国担当，也是中国教育积极主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路径。

　　董洪川从全球教育治理涉及的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三方面对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出建议。他认为，首先要有意识地培育能够在全球教育治理领域发声的专家和优秀学子，并积极将其推送或举荐至相关国际组织机构中任职；其次，要善于联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教育体系朝着更加公平普惠的方向发展演进；再次，要积极推出基于中国国情、面向世界的教育评价体系，为完善全球教育治理作出中国的独献。

　　薛二勇指出，要在我国教育体系下，有意识、有组织地培育国际组织人才，并大力将中国优秀国际组织人才充实至国际组织机构中，鼓励他们在国际重要场合发声，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他认为，要积极在国际重大会议或重大报告中主动设置教育议程，传播中国教育经验，讲好中国教育故事，如中国教育系统在疫情期间依托在线教育为保障教育连续性而实施的“停课不停学”行动，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教育扶贫经验等。他还提到，在对外交流合作中除了要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交流，还要更加重视人文交流，培养塑造一批善于国际传播的优秀人才，把中国好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传播出去，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人文社科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的国际发表，通过学术研究、国际出版等方式讲好中国教育故事，吸引国际同行的关注和认可。

　　王定华认为，要依照协调性、包容性、人文性、适切性、前瞻性、持续性原则，设立并运行制度规则或管理机制，凝聚共识、发布宣言、启动项目、形成合力，应对重大跨国性教育挑战，支持各国教育改革发展，实现教育治理水平提升。伴随着教育事业繁荣、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在实施全球教育治理方略、担负大国责任方面应当彰显更大决心、更强意志，积极参与制定全球教育规则与议题设置，不断拓展和深化同国际组织、各国政府部门、各类教育研究机构、教育智库等的教育合作。教育应当承担起价值反省与重建的责任，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通过全球化的知识生产打破国界与文明之间的藩篱。

　　建设教育强国，需要推进高水平的教育对外开放，这既要求我们以开放的胸怀借鉴和吸收，更要求我们有所坚守，持续创新。在探讨如何更好推进教育对外开放的问题时，“兼收并蓄，以我为主”是3位专家同时提到的关键词。

　　董洪川认为，在推进教育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坚定“四个自信”，充分认识对外开放在服务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的意义和价值，要以对党和人民，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态度推进对外开放，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当今世界各国教育理念和体制的多元性，保持学习和吸纳的心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做到以我为主的同时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薛二勇表示，首先要对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方法进行深度挖掘、验证，并推动其不断深入发展；其次要善于开展比较教育研究，结合中国国情，吸收他国行之有效的经验模式。薛二勇同时指出，我国教育规模宏大，形式多样，地区水平差异大，各教育主体发展需求不一，因此，不同区域、不同院校应结合自身特点和需求，吸纳国际先进经验理念、方法、知识和技术，推动自身发展，进而推动我国教育整体质量迈上新台阶，真正走出一条既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又“兼收并蓄，以我为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之路。

　　王定华认为，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教育应该放眼世界、胸怀全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对于国际教育新情况新事物，应当以全球视野，全面观察，逐步聚焦，深入研究，也需要用中华民族情怀，去粗取精，厚德载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动教育对外开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比照教育强国建设目标，仍有不少亟待优化提升的方面。董洪川指出，我国教育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两方面都有不少优化空间。例如，从经费投资来看，如何进一步加大投入并做好两者间的平衡值得各地探索；从相关政策制定来看，建议进一步加大对纯学术流的支持，步子不妨迈得更大一些。此外还要加强对不同地区教育交流合作的规划，给予指导，协同推进，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拓宽更多“引进来”的途径。

　　薛二勇表示，过往我们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对他国教育体制机制本身的研究，未来首先要加强对教育与政治、经济、社会、文明、生态等方面关联性研究，教育背后关联的丰富内容值得我们深入挖掘，深度的了解认知更有助于我们与世界接轨；其次要加强对师生的国际理解和国际认知教育，使他们在“走出去”的时候，不会产生过大的冲击感，能更快地融入。特别是在需要国际交往的相关专业教育中，需尽早打下适应国际环境的基础，使我国师生不怕走出去，也能够为来中国学习工作的师生创造良好环境。

　　王定华认为，我国大学国际合作水平仍有待提高，具体而言，大学国际化战略规划体系有待健全，一些大学对国际化战略的理解仍停留在较低层次，缺乏整体战略设计，并没有形成环环相扣、相互支撑的一体化发展思路；实质性、深层次的国际合作有待加强，对于国际合作是否有助于提升人才培养水平、推动科研协同创新、优化学科专业结构的关注不够；国际化保障体系较为滞后，在用人制度和管理体制上仍然存在不少顽瘴痼疾，不能适应国际化发展的需要。

　　结合对形势和问题的分析，3位专家对如何进一步优化教育对外开放格局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王定华认为，在以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过程中，应该提升教育国际合作交流高度，不能满足于一般性双向互动，而应致力于高水平的多向合作，推动教育进一步国际化；拓宽全球教育治理参与广度，把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作为切入点，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挑战；挖掘区域国别教育研究深度，对重点国家、区域的教育进行深度比较研究，发现规律，协同并进，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进入第二个10年，应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内部运行机制进行系统调查研究，在深度理解的基础上完善中国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最终实现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人才培养“软联通”，再到民间互信“心联通”的目标。

　　薛二勇表示，要在深度推进教育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结合实际不断调整优化相关政策，为教育交流互鉴创造便利条件，要在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下谋划教育对外开放，如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建设。

　　董洪川表示，要在坚持党对教育对外开放全面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支持更多有条件的高校获得更多的教育对外交流自主权，便于高校更好地结合自身特色，满足自身需求。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但各种风险问题也接踵而至。新征程新使命，面对机遇挑战，教育系统更要增强主动意识，深入思考“世界教育，中国何为”，努力答好“强国建设，开放何为”，增强推进教育对外开放的信心，保持定力，在开放中促改革、促发展，不断拓展新赛道、设计新项目，持续扩大中国教育的朋友圈，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塑造教育合作发展新优势，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安全、文明倡议，为世界教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教育的智慧和力量。（本刊记者 杨匀 贾文颖 惠娟 伍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