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大游2021即将结束，这一年，教育行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双减”政策落地，课后服务、暑期托管政策相继出炉，这一年，全民热议教育话题，中考改革，职业教育发展……不管是最好的一年，还是最坏的一年，这一年终将结束，联合搜狐教育“格致计划”，通过数据、网友热议度、行业影响力等，共同评出“2021教育行业十大热词”，一起盘点2021以来的教育新闻热点。

　　7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30条具体意见：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等等。同时也明确了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的目标。意见还明确，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另外，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双减”文件对校外培训的监管，并非“一刀切”关停所有校外培训机构，而是要求所有校外培训机构必须依法依规经营。为什么要重拳治理校外培训机构？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顾明远指出，因为校外培训机构在增加学生负担上推波助澜，违背教育规律，冲击学校教育，破坏教育生态。顾明远认为，这使得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变成了两轨制：一轨是学校的免费义务教育，一轨是收取高额学费的校外培训机构的教育，不仅冲击了学校教育秩序，而且扩大了教育不公平。（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7月13日，教育部举行新闻通气会，介绍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和暑期托管服务工作有关情况。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会上介绍，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即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开展2小时，结束时间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

　　开展课后服务，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实际上，就是把学生课后时间的主导权、控制权从校外培训机构那里夺过来。

　　学校教育采取集中时间和集中学习的形式，由专门培养的教师和教育工作人员进行施教，是学生接受教育的主阵地，具备家庭教育和校外教育都不具备的时间优势和资源优势。最关键的是，由学校来主控学生的这部分课后时间，还有助于为校外培训热降温，避免家长在无休止的教育竞赛上一路狂奔、不断内卷。

　　当然，做好课后服务意味着学校、教师所要承担的责任更大了。尤其是广大教师，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源：澎湃评论）

　　为引导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工作，教育部日前印发了《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教育部要求，地方教育部门要从本地实际出发，鼓励有条件的学校积极承担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工作。同时BG大游，积极会同共青团、妇联、工会、社区等组织，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提供学生暑期托管服务。

　　开展暑期托管服务，是一件民生好事，关键是如何把好事办好。让孩子们度过一段轻松愉快而又有意义、有营养的时光，是假期的应有之义。高质量的暑期托管服务不是简单延长学生在校时间，而应彰显趣味性，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增强校园生活吸引力；体现交互性，在灵活自主的交往中促进社会情感学习；倡导综合性，突破学科、教室、校园壁垒，引导学生学会解决真实情境中的复杂问题。（来源：新华视点）

　　10月12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明确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各类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鼓励职业学校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建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实训基地，共建共享公共实训基地。

　　【自媒体观点】自职教新政出台后，业内人士的普遍情绪是乐观的。首先，新政发布的主体更权威。以前，教育政策发布的主体往往是教育部或其联合其他几大部门，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在实际中得到有效落实。其次，职教领域有望迎来一众资本的集体涌入。政策虽好，忧患仍存，“如何让企业与高校两个组织协同合作”却仍是横亘在职教从业者面前的一个大挑战，尤其对产教融合型企业而言更是如此。产教融合型的参与方还需要破除“高校热，企业冷”这一怪象。（来源：子弹财经）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则认为，如果机构一窝蜂进入职业教育，一方面会加剧原来已有机构的竞争，营利前景并不看好，另一方面很可能会加剧新的内卷，当出现这种情况时，监管部门必然对培训进行治理。

　　“任何教育培训行业大发展对应的都必然是受教育者的培训负担，这是进入教育培训领域者必须有的清醒认识。”熊丙奇强调称，进入职业教育，必须也是做教育，而非做大生意。应该立足给受教育者高质量的职业技能教育，否则不可能得到长远发展。必须从学科类机构的发展、治理中吸取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8月25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25日在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新学期北京将大比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

　　其中，校长交流轮岗的对象为公办学校正、副校长。凡是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的，并且在同一所学校任职满6年的正BG大游、副校长原则上应进行交流轮岗。

　　在教师方面，交流轮岗的对象为公办学校在编在岗教师。凡是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的，并且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6年及以上的教师，原则上均应进行交流轮岗。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除了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实施教师轮岗还有激活教育团队的作用。教师轮岗过程当中，若学校之间是均衡无差别的，则教师轮岗不会有太大困难。但现在问题是，学校之间存在不均衡甚至明显差距，而学校之间存在的教育水平、质量差别，是影响教师轮岗的最大障碍或者说最关键点。储朝晖说，如果相应的机制设置合理，轮岗是教师自愿选择的，管理、评价等各方面的措施是得当的，轮岗教师与新学校老师的合作是默契的，会产生积极效果。

　　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正式实施。

　　以国家对民办学校的态度为主线，可将民办教育政策大致分为三个周期：普及义务教育阶段；鼓励与支持民办教育发展阶段；实行分类管理，严格规范阶段。当前正处于第三个周期。从《实施条例》的内容可以看出，国家层面对于整个民办教育，尤其义务教育阶段的要求越来越“严苛”，目的在于剔除低质量，追求发展高质量的义务教育生态发展。

　　首先，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公参民”学校。其次，《实施条例》再次明确强调了义务教育的公益性，这是对近年来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一个回应，未来政府对民办教育的监管将愈发严格，对于处于市场垄断地位的民办校所有权方，不得改变民办学校的非营利性质，直接间接取得学校收益，更不得利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垄断竞争。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这些规定，主要还是为了坚持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的非营利性，防止义务教育民办学校逐利。“严格落实这个规定，就意味着非营利性的义务教育民办学校所有的办学结余只能够用于学校办学，任何的组织和机构都不能够去收购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或者把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作为上市的资产，而通过关联交易对民办学校提供后勤、技术服务等，从服务办学中获利这条路，也被彻底堵死。”

　　熊丙奇还表示，“对于目前的义务教育民办学校来说，坚持非营利性就没有影响，想把义务教育民办学校作为上市资产或进行关联交易，政策就彻底就不允许了，简单来说，以后想通过办义务教育民办学校赚钱，基本就不太现实了。”

　　6月1日起，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近年来，校园欺凌、儿童性侵、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等相关问题频频进入公众视野，越来越受到关注。此次修订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相关制度措施，如明确国家监护制度，建立校园欺凌防控制度、用工查询和禁止制度等。

　　新增“充分听取孩子的意见”“尊重孩子真实意愿”等内容。首次定义学生欺凌行为，明确提出学校在学生欺凌方面的防控与处置机制。开展学校、幼儿园性教育，增设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从业人员的准入资格制度。根据规定，网络平台也将对未成年人上网消费、打赏设置相应的限制。

　　央视财经评论员侯杰表示，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条文条目增加了很多，从修订前的72条增加到了132条，全面充实了家庭、学校、社会、政府、网络、司法六大主体对孩子的保护责任。而对于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都给出了更加细致周到的解决方案，比如学业减负，这次新法表示，家庭必须保障孩子娱乐、锻炼的时间，学校不能占用假期集体补课、校外机构不能超纲提前加码，否则就是违法。由此把为学生减负从呼吁和部门规定中正式“入法”，这是未成年人保护的一大进步。

　　再比如，怎样保护孩子们健康上网，这也是广大家长特别头疼的问题，这次“网络保护”在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专设一章，对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安全、未成年人上网时间及权限、互联网企业管理、网络监管等都做出了细致的规定。像之前刷屏的“不满16岁不许搞网络直播”，直击时下痛点，是构筑政府、社会、家庭、企业齐抓共管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防火墙的细致之举。（来源：央视财经）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官网5月12日发布一则《重要通报》，称经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自2022年开始，该学院不再招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此消息引起社会关注。这并非复旦第一次停招学硕，早在去年7月，该校软件学院就发布通知，明确从2021年起不再招收学术学位硕士生。实际上，国内已有多所高校发布取消学硕招生的公告。2020年6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宣布，自2021年起取消学术型硕士研究生项目招生，增扩博士研究生项目招生。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在去年7月发布了“从2021级开始，不再招收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消息。

　　“高校缩小学硕的招生规模，主要在于调整研究生的培养结构。”知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教育部早在2009年就提出调整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类型结构，实现这一结构调整的重要基础就是建立起实现分类型培养和合理调控学术型、应用型研究生比例的新机制。

　　熊丙奇认为，硕士研究生教育应当发挥过渡性教育的作用，即为未来学习或就业做准备。如果学硕比例过高，大量学生未来并不攻读博士，没有成为学术型人才，不仅造成教育浪费，也会产生培养定位与学生自我定位的偏差。“这不但影响学术硕士培养质量，也会影响学术硕士的就业与职业发展。”熊丙奇说。

　　此外，社会上对于专硕的理性认知尚不完全。熊丙奇指出，我国仍存在着学历的歧视现象，认为学硕比专硕要高一等，还有一些考生在报考时，把专硕作为学硕的“备胎”。“我们需要破除唯学历观念，形成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同时，研究生培养单位要坚持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定位，真正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加强师资建设、课程建设。”（来源：羊城晚报）

　　3月16日，上海市教委发布《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改革实施办法》，适用于2022年起参加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的考生。

　　录取方式仍是自主招生、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三种，不过比例有调整：自主招生比例由40%降至15%BG大游，名额分配则从15%提高至42%。

　　升学规划专家梁挺福指出，改革的主要阻力，在于改革需要打破学位名额分配背后错综复杂的既得利益。比如就近直升重点中学的学区房，表面上看是教育问题，其实早就发展演变升级为社会问题、民生问题，已经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

　　示范性高中招生名额分配，是冲着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和提高教育公平目标而去的BG大游，这在理论上没有问题，但在实践中如何把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落到实处，还是有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认为，把示范性高中招生名额分配到各区各校BG大游，也会存在一系列问题。哪些学生能获得这样的机会？各公办初中会不会生出冲着名额分配而来的“精英班”？如何保证综合素质评分中的科学、客观和公平公正性？以及，如何防止名额分配中的“走后门”现象？

　　毋庸置疑，要让改革方案落地，势必要保证分配过程的公平、合理、透明。这需要管理部门对名额分配的意义加大宣传，同时在政策落实上把标准、程序和规则等要素充分考虑周全。

　　樊秀娣指出，示范高中名额分配到区到校，按照成绩+综合素质评定排序录取，只要保证综合素质评定的公平性，就能保证分配方案的公平。综合素质评定细则等待发布，但希望是“录像、双盲、全程监督”，由初中做还是高中做需要探讨。（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10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下称家庭教育促进法），这是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这部新出台的法律，不仅明确家庭教育的定义，明确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责任等等，还为广大父母提出5个要求、6条指引，并贴心地提出9种家庭教育方法。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家庭教育立法专家顾问苑宁宁认为，家庭教育促进法考虑我国广大家庭在家庭教育理念、能力方面普遍不足，明确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家庭教育的职责，规定了不履行职责的不利后果，更重要的是，从公共服务供给的角度，搭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家庭教育服务指导体系，帮助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高家庭教育意识和能力。因此，法律名称增加了“促进”二字。

　　“家庭教育促进法侧重于在追究父母责任之前，要把服务做到位。”苑宁宁说，国家和社会帮助父母，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公共服务，如果父母依然不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导致未成年人成长出现问题，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传统家庭教育理念认为家庭教育是家庭内部的私事。为什么要立法干预家庭教育？苑宁宁说者，近年来出现一系列突破社会底线的事件，让大家意识到，的确会有一些父母“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当”。教育未成年人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社会发展稳定，关系国家未来建设者的培养。国家有权利、有义务帮助父母教育好孩子。（中国妇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