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大游教育新闻备受千家万户关注,但写好这类新闻并不容易,如何在专业性与社会性、客观与大局观之间取得平衡,是教育记者需要思考的。笔者对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番深入调研,通过多个案例,对教育新闻报道的方式、角度、深度、雷区等多方面进行论述,提出记者不仅要第一时间报道教育新闻,还要把稿件写得通俗易懂,拓展社会性;在一些敏感话题上,教育记者应具备大局观,对不该涉及的内容,要具备足够的判断力。
教育新闻是时政新闻的一项重要领域,虽然没有艰涩的研究课题,但对记者的专业素养和政策掌握度要求极高,稍有差池,就可能写出影响千家万户的错误稿件。跑口记者不仅要第一时间报道领域动态和话题现象,还要在专业性与社会性结合点上多下功夫;在一些敏感话题上,记者应具备大局观,避免踩中新闻“雷区”,对线索要具备足够的判断力。
教育新闻,尤其是学校新闻,如果记者挖掘不够深入,看问题角度不够丰富,或者撰写方式不够灵活,就会变成一件事的信息通报,受众面狭窄,难以让读者产生阅读兴趣。
笔者经常去参加各种教育研讨会、校园开放日,这些活动一般就是开放各教室,让参观者随意听课。但写作时不能就事论事,必须拓展其内涵,找到与受众兴趣点能结合之处。
2014年4月,某区教育工会举办师德评选,如果就此写一篇消息,流于常规BG大游,索然寡味。笔者多方询问主办方、评委和参加的教师,挖掘出“师德评选改变标准,简单‘晒悲惨’行不通”的新闻点,立意一下子得到升华,覆盖面也从教育界辐射各行各业,稿件由此被评为当月报社好新闻。
笔者采访过丰台区一次校园开放日,流程毫无特色,但通过与校长交流,找到“该校加入地区学校联合体,打造北京城南教育新名片”的新闻点,把个体事件扩展为区域事件,关注面迅速增大。稿件刊发后被该区教委在官方微博上转载,教委领导在个人微博上也大力推介。
“平行志愿组”、“普特融合”……这些术语如果直接放到文中BG大游,一般读者很难看懂。教育领域专业术语多,既然面向广大读者办报,就应该写出读者能看明白的稿件,这就需要记者在吃透新闻内涵的基础上,把术语转化成口头语言。
拿“平行志愿”来说,这是北京近年来高考志愿的填报模式,涉及重大政策BG大游,不能想当然地解释,也不能直接用在文中,最好在文中对这个名词进行解释,辅以图表更好,这样读者才能看懂。“普特融合”指的是普通校学生和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一起上课,这个术语政策性没那么强,可以通过具体活动,比如学生们在一起做什么,怎么交流,用动感描写带出其含义。
教育领域出台的政策法规具有较强的时间延续性,跑口记者一定要日积月累,多关注时代和教育行业的发展,对各项教育政策法规熟络于心,尤其是处于发展阶段的政策,更要切实掌握,这样面对业内人士才能提出专业问题;面对明显与政策法规不合拍的线索,也能迅速甄别,避免贸然采用,误导读者。
2014年5月,杭州一家媒体刊发消息,称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确认,从2017年起英语将退出6月统一高考,文章震惊全国[1]。笔者凭多年的工作经验,马上对这条新闻产生疑问:顾明远已经退休,职务介绍就有问题;如此重大的消息不由教育部发布,信息源很奇怪;教育部一直表示高考改革方案还在研究中,英语退出高考无从谈起。果然,教育部第二天就辟谣,顾明远也很快否认说过类似话语。
作为一名教育记者,整天跑会,或只与教委官员打交道,无法写出精彩的一线报道。必须要切实沉下去,多与普通教师交流,才能找到他们的共同关注点,写出反映一线心声,以及广大读者关心的稿件。
北京2014年出台中小学生课外活动计划,要求中小学在放学后为学生提供免费课外兴趣班。但几位教育记者深入一线后发现,政策虽好,执行却有困难,于是纷纷撰写追踪稿件,在反映问题的同时,介绍教师的应对妙招和期望。报道引起教师和家长的共鸣,北京市教委知道后表示将改进规定,让政策更加人性化。
2014年,北京大幅度改革小升初政策,电脑派位成为入学主流方式,但家长对是否存在暗箱操作依然有疑虑。为此,笔者积极联系各区教委,得以进入电脑派位现场,第一时间为家长释疑,这样的现场特写胜于任何干巴巴的教委回应。
“有闻必录”,似乎是记者应遵守的报道原则。但是,并不是每件新鲜的事都值得报道,比如富豪相亲、车模走光……这些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格格不入的事情,就不应该去关注。细化到教育新闻层面,一些线索要仔细掂量BG大游,不必急于、甚至不予刊发,这不是失职,恰恰体现出记者的责任感和大局观。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求把正确的舆论导向放在首位,这是新闻宣传最重要的责任。国家和地方关于教育的政策规定,是记者进行报道的指路原则,不能为了追求所谓“新闻”或轰动效应而踩过界。
如果记者发现政策有问题,应以大局和大多数受众的利益为重。如果认为政策存在重大疏漏,可以通过内参等形式向上反映,即便非要报道,也应做到客观、全面,尽量给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而不应在报道中一味抨击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这只能激化矛盾,甚至造成部分人群和政府对立。
各省对异地高考政策的规定不尽相同,都是结合了本地发展需要和承载能力,既要确保本地生源和符合条件随迁子女的合法权益,也要防止高考移民等问题。对此,媒体应该准确解读,引导随迁子女家庭理解流入地相关规定,按要求准备材料。
北方一家报纸,偏好指责当地的异地高考规定是地方既得利益和保护主义作祟,在质疑地方政府的同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致使一些随迁子女家长经常带着该报,到教育部、市教育局门口。而该报的竞争对手,视野很开阔,除了及时报道新闻进程外,还请来各方专家一起为政策把脉,对于政府的困难也能客观看待,提出多条可行性建议,从正面引导家长。文章发表后,网络转载量居高不下,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的新闻报道,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2]对未成年人报道时,要注意细节,一些涉及其隐私的地方一定要模糊处理,尤其是未成年人卷入负面新闻时,更要格外小心,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2013年5月发生的“海南校长带学生开房案”,一些媒体在报道中给受害女生的面容以特写,采访受害女生家长时没有打马赛克,致使女生的信息泄露,给女生及其家庭造成严重的身心负担[3]。
未成年人属于需要特殊保护的人群,媒体应当贯彻未成年人利益优先原则与最小伤害原则[4]。当未成年人拒绝采访时,记者不应以新闻自由为理由而强迫对方接受,要尊重对方的诉求,必要时应放弃。如果必须报道该新闻,可以通过教职工、家长、其他学生BG大游、目击者等人的讲述,尽量还原事件,并在文中注明这些人物的身份。
笔者采访过多所培智和聋哑学校,即使是正面报道学校的教育成就,也会在撰写稿件、拍摄活动照片时,隐去学生的身份,不拍学生的正面像,保护他们的隐私。采编人员乃至媒体领导头脑里应该有这根弦:媒体享有报道真相的权利,但更应肩负起社会责任。
因为经常和教育部门打交道,教育记者有机会打听到某些法规政策正在制定中,甚至制定者会不经意地透露一些理念和条款,这就需要记者仔细判断。涉及重大改革、处于研究阶段的项目最好不要预发,因为这类法规政策敏感、覆盖面广,正在研究制定说明还不完善、成熟,贸然预发,只会引起公众的猜疑、不解;而且制定过程中条款有可能发生变化,最终完成稿与记者打听到的内容不相同,反而造成被动,不如把更多精力放在真正需要报道的地方。
有媒体报道“在京租房三年就能就近入学”,北京市建委第二天紧急辟谣,原来是一次研讨会上,有人提出类似建议,但离形成规定对外发布还差得很远[5]。还有一家报道“最新教师工资改革试点方案出台”,引起全国教师乃至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很快教育部就称消息不属实[6],后来得知是该报记者采访某位校长时听到的改革意向,不是正式文件,没核实就抢发了。
除了教育部门授权刊发的报道,很多抢发稿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错误,不仅没有推动政策的实行,反而造成了反面效果,得不偿失。
综上所述,教育新闻非常考验记者的驾驭能力,各媒体往往派出精兵强将负责这一领域的报道。新闻常做常新,关键是记者始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的触角,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也不回避问题,采写出让行业内外满意的作品。(作者系北京《劳动午报》社记者)
[2] 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报纸出版工作法律法规选编[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2).
[3] 吴雪君.海南“校长带女生开房案”报道引发“二次伤害”讨论[N].工人日报,2013-05-18.
[4] 廖思捷,陈卓宇.媒体要尊重儿童的权利——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J].青年记者,2008(13).
[5] 潘澄清,赵鹏.“租房三年就近入学”报道不实[N].京华时报,2008-07-24.
[6] 张春铭.教育部:“最新教师工资改革试点方案出台”不实[N].中国教育报,2014-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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