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大游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我国教育对外开放迈入实现高水平发展的关键期。同年5月29日,习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自2013年以来,中国-东盟的教育交流合作实现快速发展,在战略对接、项目设计、人员交流等方面取得诸多成绩。面向构建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新阶段,需要进一步总结并深化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合作,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教育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基础,而在“一带一路”倡议10年发展中,不断深化的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成为“一带一路”教育对外开放的典型代表。
2010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贵阳声明》,其中指出了建设人文交流合作机制、搭建交流合作平台的重要性。基于此,中国-东盟之间通过举办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简称“交流周”)、组建各类教育联盟、开展专题研修班、组织学生夏令营等多种形式,搭建起中国-东盟在教育领域中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交流合作平台,主要呈现出如下特征:
首先是参与主体从“10+1”扩展至“10+1+n”。从以国家为单位的参与主体来看,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合作平台的主体不局限于中国和东盟国家“10+1”组合,而辐射至东南亚地区以外的国家,如俄罗斯、德国等“特邀伙伴国”。此外,各主体参与的人员类型也趋于多样。除了政府和高校等官方人员外,以旅游、体育、互联网为代表的商业人士也参与到教育交流活动中,致力于面向国内外推广“教育+”服务和相关人文经济合作项目。
其次是设置主题的全面性。通过研究梳理“2023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期间设置的65个交流项目发现,当前中国-东盟之间教育交流项目已覆盖教育全阶段,从学前教育阶段的普惠高质量发展到高等教育阶段的对话与交流合作均有涉及,并且项目主题已不再局限于过去的少数几个领域。此外,交流合作项目还面向新时代教育的新变化进行主题设置,例如可持续发展教育、全球胜任力人才培养、交叉学科发展等,展现出对教育前沿问题的关注。同时,交流合作项目仍延续着传统教育议题,例如开展“汉语桥”、中国-东盟溪山论坛等项目。
最后是辐射范围持续延展化。以交流周为代表的教育交流合作平台在设置主题时,不仅关注艺术、体育BG大游、行政管理等传统合作领域,而且紧扣当下的教育热点和前沿话题。例如,近年来中国-东盟交流项目的主题开始向生态、粮食、科技和跨境电商等领域扩展,并设置了一系列人文交流论坛。
2022年底,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第40届和第41届东盟峰会通过《东盟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宣言》,表明该组织引领区域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实践进入新时期。2023年BG大游,教育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在北京共同举办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着力推动世界范围内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基于此,在中国-东盟的教育交流合作中,“数字化”成为重点关注方向。在交流周设置的相关论坛中,“数字化变革及职业人才培养”“数字化赋能高等教育”以及“数字赋能交通教学资源”等议题均体现出当前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合作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密切关注。尤其是“2023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上首次设置大会主论坛——中国-东盟数字教育论坛,分享当前区域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举措并展望未来发展愿景。
中国-东盟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注得到高校积极响应。以同济大学、马来西亚国立大学为代表的高校主体,回答了面向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高校实践进路。其一,高校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需把握数字化发展相关理念,从而指引数字化教育相关实践的开展。例如,同济大学以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为核心抓手,打造数字化教育发展新格局;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在其系列国家数字化战略的指引下,实现数字化教育的逐步转型升级。其二,高校要推动教学数字化转型实践,将数字化创新技术落实到教育教学中,推动课堂教学的转型升级。其三,高校要以创新为动力,增添教育数字化转型新动能。
企业踊跃参与中国-东盟教育数字化转型。以科大讯飞为代表的相关企业主体,纷纷借助先进技术服务教育数字化转型。例如,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描绘个体学生学习画像,为更好实现因材施教助力。教育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正是因为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的双向互动才能实现教育的有效开展。因此,企业在相关实践中,要关注如何让教育数字化转型更具“人性”。数字化技术的功能并非要取代人,而是推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助力教育回归本质。
政府间国际组织不断开拓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国际组织实践进路。例如,以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Southeast Asian Ministers of Education Organization)为典型代表,该组织强调和呼吁教育数字化转型应具备如下特征:首先,教育数字化转型应是全方位的。幼儿保育和教育、紧急情况下的教育BG大游、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都应实现数字化的有效转型,从而保障教育数字化的全阶段性。其次,教育数字化转型应是公平的、面向全主体的。数字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数字鸿沟(Digital Gap)等教育不公平现象,国际社会应提供数字教育援助、共享数字教育资源、加强数字教育治理,共同推进数字教育的公平包容。最后,教育数字化转型应是灵活性的。这种灵活性能使其跨越时空限制。因此,数字教育不仅服务于正规教育,也应助力非正规教育,走进社区,面向社会,从而推动终身教育的发展。
面对新发展格局,要更好发挥“一带一路”教育合作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作用,提升“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水平,构建畅通的发展新格局。基于此,教育作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先行。
以外交部、教育部、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交流周为例。自2008年起,交流周已连续在贵州成功举办16届,并在2017年时启用了位于贵阳市贵安新区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永久会址”,提升了贵州省在中外人文交流合作中的地位和价值。
贵州省作为我国西部地区省份,在对外交流方面并不具备突出的地理和历史优势。但贵州省凭借交流周这一教育人文交流机制,实现了与东南亚国家,乃至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有效链接BG大游,从而推动了超越地缘限制的人文交流合作实践。除交流周外,贵州省在近些年也开展了许多面向海外的人文交流活动。例如,音乐节、足球赛等文体娱乐方面的交流合作,让“爽爽贵阳”等品牌符号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与推广走得更深更实。由此看来,以教育为主的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带动了我国西部地区多领域的对外开放BG大游,并显著发挥了人文交流合作机制的外溢效应。
同时,交流周提升了贵州省在国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还使贵州省的“基础设施建设大省”“大数据发展强省”等名片得到进一步推广。2023年8月,本文调研组成员在前往贵阳的途中,遇到了许多前去参加交流周的人士,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交流周基于完善的基础设施,立足贵阳但超越贵阳,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人文联通枢纽,促进了国内大循环通道的畅通。未来,在推动人文交流合作平台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仍是重要基石。
中国-东盟的教育交流合作模式作为具有典型代表性、引领性的中外人文交流合作实践,对助力构建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助力教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价值。相关交流合作实践通过组建全方面的交流平台、探索具有引领性的实践模式,以及寻求超越教育、面向多领域的人文交流模式,充分彰显出教育在中外人文交流合作中的重要意义。
未来,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东盟的教育交流合作需根据国际形势特别是周边发展形势的变化,丰富教育对外开放的形式和机制,助力建设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并为我国与中亚等周边国家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升级提供示范和参考。(作者段寻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李东升系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郜然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及人文交流研究’联合课题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