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大游[摘要]“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是新时代促进教育对外开放的理性诉求，高校战略联盟是“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具体实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涌现出一批高校战略联盟，为构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奠定了现实基础。面对后疫情时代的风险挑战与未来教育发展的全新要求，应坚持整体性治理理念，打造高质量发展的高校战略联盟升级版，促成基于共同责任愿景的价值共识，推进基于多元参与模式的共治共为，强化立足专业内在特性的联盟秩序，推动“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不断延伸。

　　2011年9月，《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发表，其中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为多元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方向和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深入，开启了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发展的新时代[1]。2013年3月，习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重要演讲中再次强调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0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频繁出现在各个重要的话语场合，尤其是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蕴涵显得更加丰富和深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层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不可或缺[2]。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正式印发，提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特殊背景下扩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深化与多边机构合作的重要性及总体要求，宣示了中国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的决心和信心。2022年10月，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背景下，高等教育如何顺应发展大势、推动互联互通、增进文明互学互鉴、提高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是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

　　2013年，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重新唤起人们对古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从关联要素看，“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古丝绸之路的继承和发展，是连接古今的逻辑纽带。从文化方面看，“一带一路”倡议又非古丝绸之路贸易线路的空间再现，更多是一种抽象意义的符号元素，使用的是“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可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主导，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基础上，依借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和区域合作平台，将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禀赋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连接起来，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倡议及安排。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解释框架下，“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模式。

　　事实上，“高等教育共同体”的概念由来已久。早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呼吁全球各国加强合作，推进世界（国际）共同体建设[3]。对于世界（国际）共同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进一步的解释，其核心要义是“合作”，主要表征是国家之间智力上和行动上的合作[4]。具体来说，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国家通过互相交流而分享教育与革新经验，寻找扩大和加强合作的途径，走上合作共赢之路。1998年举行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也明确指出，有关各方的伙伴与联盟关系是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强大力量[5]。由此可见，构建高等教育共同体，很早以前就引起了高等教育领域的思考与关注，并成为一项重要议题。从学理澄明上考察，作为与“一带一路”倡议相伴而生的产物，“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是基于“共同体”的特定内涵及“一带一路”情境建构起来的具有相同发展背景、高度价值认同的利益联盟[6]，是新时代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生根的伟大实践和促进教育对外开放的理性诉求。不难发现，“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核心指向为“认同”“合作”“共赢”“发展”。

　　随着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交流合作不断加深，涌现出一批高校战略联盟（本研究所探讨的主要是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建立的高校战略联盟），如此也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奠定了现实基础。此外，全球高等教育正面临着重大转型和现实挑战，朝向未来，急需重塑高等教育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这与“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在内容上具有一致性。

　　高校战略联盟有助于其成员单位跨越地理时空限制，寻求共同发展之路。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实现历史性跃升，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呈现出“高层次、宽领域、多边性”的良好发展势头。据粗略统计，自2015年始，国内外高校基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需要，紧密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发起组建了60多个高校战略联盟，涵盖了点式、线式、面式等运行模式。目前，高校战略联盟总体保持平稳运行状态，体量优势渐显[7]。与此同时，教育部也在多个场合及多项文件中提出支持国内高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高校建立战略联盟。尤其是《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对打造“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升级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与细化，为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明确了任务和要求。有鉴于此，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定位，以共建高校战略联盟为契机，通过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实现协同与融合发展，逐步提高交流合作的效果与品质，这是构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最深厚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根基，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教育使命和行动愿景，而建设高校战略联盟则是实现这一使命与愿景的依托和载体；高校战略联盟作为具有共同体历史渊源又根植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组织，对于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沿着共同目标前行具有天然优势。甚至可以说，高校战略联盟是“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互动的微观场景，是“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具体实践。经进一步考察发现，构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被写入多个高校战略联盟的章程或行动规划、行动共识（见表1），虽然还有一些高校战略联盟未明确提出构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但其合作意愿、组织行为等也都共同指向这一规划或目标。应该说，通过高校战略联盟成立以来的努力探索和积极实践，“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得到了更多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响应、认可和支持，正从学理构想逐渐走向现实。

　　2016年，教育部提出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的合作愿景，并强调要支持组建学校联盟[8]。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报告，提出教育是个体社会成员之间基于共同选择和共同利益而达成的一种社会契约，教育承载着连接世界、沟通彼此的重要使命[9]。教育的社会契约性源于其反映了融入文化的规范、承诺和标准，即教育建立了共同的目标，并通过合作传递共同利益与共享愿景，进而增强个体社会成员的对话与行动能力，建立可持续的未来。在2022年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全球大学创新网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联合发布题为《面向2030的高等教育新愿景》的世界高等教育报告，提出要确立联系或协同思想，尤其强调高等教育机构应扎根于当地社会，又与更广阔的国际社会融为一体，并在竞争与合作、差异与融入以及独特性与同质性之间找到平衡，以更好地促进可持续发展[10]。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不懈追求BG大游，二者相互促进，有利于增进国际社会的合作共赢与共同利益[11]。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框架下，深化沿线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合作，构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是促进民心相通，增进心理、文化间相互理解与认同的应然目标。林南（Lin，N.）曾言，组织可以自然形成，也可以基于某个共同目标或资源利益建构而成，一个社会网络通常可以为了不同部分的多重利益而建构，即在网络的不同部分有不同的利益链接节点[12]。进一步看，高校战略联盟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发展需要的自然结盟，是联盟成员自主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则是受国家相关政策的牵引。当然，也有少部分高校战略联盟的形成动因兼具其二。由此不难理解，高校战略联盟亦是一种社会性建构的产物。具体而言BG大游，高校战略联盟不仅反映组织中的个体资源，既然联盟成员作为个体行动者被置于联盟组织的资源集合中，那么个体及位置资源便已处在共享的互动情境下，可以充分调动置入在这些等级位置中的资源，如因为某种共同利益而进行的互动等。面对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时代需求，全球高校团结合作，为重构未来提供必要的知识、科学、创新、人才，是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政策逻辑与实践逻辑。

　　每一个高校战略联盟都有着不同的生成背景与发展历程，在联盟的具体运行与推进过程中，展现出复杂的组织发展史，而案例考察恰好是这一组织发展史的形象呈现，有助于对联盟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本研究以“一带一路”高校联盟为例，对其创建与发展作一简略考察，为整体把握高校战略联盟构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提供参考。

　　从“一带一路”高校联盟的总体发展图景（见表2）来看，“一带一路”高校联盟是国内高校最早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背景发起成立的高校战略联盟之一，7年多来，联盟经历了从政策夯基垒台到学科立柱架梁再到项目落地生根的发展历程，成员数量在同类联盟中居于首位。由于“一带一路”高校联盟以“构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为价值导向，因此自成立之初就颇受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一带一路”高校联盟刚成立时主要是作为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这一阶段的联盟活动主要以论坛、峰会为引领，围绕联盟运行机制建设、合作办学项目、共建孔子学院、互派留学生、教师交流、外语人才培养等议题展开对话交流。“一带一路”高校联盟也被寄予厚望，努力成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建设中合作共赢的典范[13]。因此，在围绕相关主题展开研讨的同时，联盟始终坚持“开放包容BG大游、合作共赢”的理念，努力开拓新的合作空间，尤其是只要有合作意向的高校均可申请加入联盟。

　　经过三届联盟论坛的推动，“一带一路”高校联盟于2018年开始进入学科架梁阶段。其实，联盟此前并非没有学科性合作。在2016年的“一带一路”高校联盟主题论坛上，两所联盟成员高校就承办了中医药和法学两个具有学科性质的分论坛；2017年，兰州大学与日本东北大学签署协议，共建环境净化与能源转化材料联合研究中心。这些都是联盟探索学科性合作的有益尝试。特别要提及的是，2017年首轮“双一流”建设启动后，“一带一路”高校联盟的主要发展思路便开始转向与学科相结合。兰州大学的生态学和草学是国家重点学科，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从地理位置上看，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环境、生态、气候、资源等方面的问题，而甘肃省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类型方面具有典型代表性，兰州大学的生态学及相关学科为甘肃的退耕还林还草、水土流失治理、天然林保护、防风治沙、节水抗旱及农牧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积累了较为完整的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在此背景下，2018年，以生态学为依托的“一带一路”高校联盟生态文明主题论坛在兰州大学举行，论坛依托优势学科推动联盟成员内部实质交流合作，激发了联盟的内生动力。除此之外，本次论坛还聚焦了大气科学、环境科学、风沙力学、民族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为联盟成员高校提供了更多的参与空间。之后，随着“一带一路”国际植物育种培训班、“一带一路”生态保护和全球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全球减贫的国际合作论坛、“一带一路”生态保护和生态多样性青年论坛的成功举办，联盟的学科性日益凸显。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学科为依托组织起来的联盟更富有活力。“一带一路”高校联盟综合声誉和影响力的提升也吸引了更多高校加入，助推联盟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而这对于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互通互荣、提高相关学科人才培养水平等均具有积极作用。如果说前期的国家政策牵引是夯基垒台，那么之后的学科对接搭桥就是在为联盟立柱架梁，联盟开始向深度和广度延伸拓展，与之相伴随的是互派留学生、联合建立科研基地/高校智库、开展双学位/联合学位项目、共培共享高层次人才、联建高水平课程/教材、共享知识技术等一批重点合作项目落地。

　　面对后疫情时代的风险挑战，坚持共赢共生理念，深化教育领域合作，加强政策沟通和资源共享，构建平等、开放、包容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14]，应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通过上述讨论不难发现，“一带一路”高校联盟及其开展的合作项目已经形成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结合“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组织特征，“一带一路”高校联盟的发展有以下几点经验可供参考。

　　首先，促成基于共同责任愿景的价值共识。价值共识是指不同价值主体之间通过沟通而就价值及其合理性达到一致的价值选择，虽然不同价值主体之间存在价值取向差异，但能理解和尊重彼此的价值选择[15]。合作的前提是共识，较为稳定的联盟关系往往始于清晰的合作意愿，清晰的合作愿景亦能约束机会主义行为，而联盟关系治理能力则能够保证治理主体的关系有序化，有利于增强联盟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和互动程度，提升合作意愿。基于此可以认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是价值认同、发展认同、行为投入的统一体。高校战略联盟成员虽共生于同一环境中，但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禀赋及社会文化各异，合作中难免会出现投入与收益不平衡等问题。高校战略联盟在实现自身发展既定目标的同时，能够充分理解、尊重差异，并使各参与方在协同合作中实现双赢，共享发展利益，是形成与维系有效联盟关系的根本动力。综上来说，高校战略联盟应以共同责任愿景为基石，在目标认同、行动协同的前提下，增进话语认同，凝聚价值共识BG大游，共同寻求发展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尽可能地减少由于文化距离带来的冲突与阻碍，引领成员单位有序参与联盟事务，从而进一步夯实“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的愿景基础与美好图景。

　　其次，推进基于多元参与模式的共治共为。高校战略联盟应坚持多元治理的价值理念，建立完善的吸引联盟成员广泛参与、兼顾各方价值诉求的运行机制，加强制度设计和政策引领。一是在既有政策和沟通机制基础上构建多层次组织协调体系，进一步扩大对话、交流、互动、共享的共通空间，共商共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整体架构与发展思路，定期围绕联盟合作框架及中长期规划等重大议题进行磋商研讨，形成一批联盟特色活动，逐步推动高等教育合作交流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二是积极探索互补性的高等教育交流合作模式[16]，促进联盟成员之间学生的双向流动，通过联合境外办学、组建数字创新网络BG大游、合作培养跨境流动人才、共建课程互选共享平台、共同申报国际科研项目等方式，开拓交流合作空间。以联盟为平台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发展，促进民间力量参与到“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建设中，以联盟交往带动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与文化认同，推进教育共治共为。

　　最后，强化立足专业内在特性的联盟秩序。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培养是大学最基本的职能。大学通过培养时代新人，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17]。随着近年来高校战略联盟的推进，尤其是联盟学科化发展的呼唤，联盟成员在人才培养、学科联建等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应该说，“一带一路”建设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为高校战略联盟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着力点。从高校战略联盟生成与发展的历程来看，将人才培养作为关键目标是其重要的本质特征，而中国高校战略联盟的早期形式正是基于人才培养目标构建起来的校际联合办学模式，如武汉七校联盟、长三角高校合作联盟正是地区性跨校联合人才培养的特色项目。再如C9联盟，其连续4年的校长报告主题都是围绕“怎样培养优秀的学生”进行的。之后，C9联盟也是将“人才培养”作为联盟合作的落脚点。面对未来教育发展的全新要求，应坚持整体性治理理念，探索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模式，打造高质量发展的高校战略联盟升级版，致力于“一带一路”建设高层次人才的多学科协同培养，最终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提供智力支撑与人才动力。（作者 朱以财系泰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本文系泰州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运行机制研究”[TZXY2020QDJJ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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